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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相信，曹禺在拍這張照片的時候，一定是心潮澎湃、感慨萬千的。試想，如果1933年冬天，巴金沒有住進這個小院，沒有來幫助鄭振鐸、靳以編《文學季刊》，沒有從靳以的辦公桌抽屜裡找出已經在那裡沉睡了一年多的《雷雨》原稿，《雷雨》的命運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的。所以，曹禺后來一再說，是巴金發現了《雷雨》，是巴金將他引向了文學之路。也是因《雷雨》而結緣，開始了曹禺與巴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，這個友誼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亮點。

　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當年是把契訶夫戲劇當做正劇和悲劇來排演的。當然他並不希望在他排演的戲劇中出現笑場。我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莫斯科藝術劇院觀看契訶夫的戲，也從沒有遇到過“笑場”。但“笑場”畢竟在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契訶夫戲劇演出中發生過，而且還不是少數幾次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如何對待的呢？他坦然地而且不無快意地把這個情況記錄到了他的那本《我的藝術生活》裡：“你們可曾注意到，在上演契訶夫的劇本時，觀眾廳裡時常發出笑聲，而且是其他演出中所聽不到的響亮而愉快的笑聲。”